呵呵，这才是“人活时间长了，什么怪事都能遇到。”

     最近看到女儿在她去年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大城市的面具都是一般的雍容华贵，确实令人赏心悦目。却缺少了喜怒哀乐，缺少了生气，我去过不少的地方，上海、苏州、长春、南京……可是能让我回忆起来的，只是被高楼大厦分割的支离破碎的古式建筑。我无法分清上海的沃尔玛和北京的有什么区别，也无法清楚地说出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或是长春的重庆路，哪里比哪里有多少不同……。中国迈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的许多城市与世界的大部分城市越来越相像，以至于人们想要看看真正的中国，就不得不去那些偏僻而未被旅游局开发过的地方。而这些缺少了面具的地方，却常常被人们用类似“粗鄙”之类的的词来定义。城市的面具大行其道，而面具下的面孔却渐渐模糊……”她的这篇文章，说的是我们去年秋天去北京的一些感想。也让我想起了去年和她去北京的一些事情。

     去年秋天，在长春上学的女儿说她要去北京参加一个考试，想着去帮她联系一下吃住的地方，我便和女儿约好了，各自从自己的方向一起去了北京。在北京，为了出行方便，我们选择住在宣武区靠近地铁站的一家小旅馆里。在崇文区办完事情后，女儿说想吃一吃地道的北京烤鸭。正好，在我们说话时所站地方的马路对面，就是“便宜坊烤鸭店”，我说就去那里吃吧。但女儿说，既然在北京吃烤鸭，当然要去吃吃地道正宗的北京烤鸭。“那就去全聚德吃烤鸭，也算庆祝一下。”于是，两人在街口上了一辆出租，直奔北京全聚德烤鸭店而去。

     出租车在繁华的市区左拐右拐，正好对了喜欢看房子街景的我们娘俩的心思。路两边的景色不断在眼里变化着，奥运会之前的北京各处都在加紧修饰、建设着……

    “司机，拐角那栋楼不是还很新吗？为什么也要拆了？”

    从车窗看的左边看出去，一栋崭新的高楼，大约十几层高，看样子刚建好不过三两年，却也沦落到七零八碎的地步，玻璃全被砸了，屋顶也正在被拆着了，而它身后和身旁几步之隔的楼房和店铺还在运转。

   “它占了人行道，可能是要往后移吧。”

   仔细看看，果然，它比两边的建筑突出了一些，人行道在它前面已经被“挤”得快消失了。

   车子快速地驶过，那栋楼也从车窗外一掠而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只是无数个行走片断中的一个。

    两天后，我们决定在离开之前去一趟超市，买一些路上吃的、用的东西。旅馆服务员指路时说，向前走500米就是沃尔玛，我们在高高的大楼下的人行道走了又走，陌生的环境令人感到新鲜，不过过多的高楼却有些乏味。终于，在拐过一个正在拆迁的大楼之后，我们看到了沃尔玛，可惜已经下班了。

    当我们往回走时再次路过那栋正拆迁的楼房时，愕然发现，这不就是前天路过时与出租车司机说起过的那被栋拆迁的新楼吗？它突出的一块正好将我们脚下的人行道挡住。再往两边看看，身边的建筑也似乎在脑海里留下过印象。噢，原来这条看起来非常新鲜的路线，其实我们在两天前就已经经过了，而我们却完全忘记了。如果不是有这块巨大的城市伤疤的出现，或许直到下次再经过也会认为这不过是陌生地方中的一个。

     于是，又想起了前几天去过的琉璃厂，齐崭新建的街道，一水儿的仿清建筑，各店里大而化一的货品……而与其比邻的辟材胡同里，民房的外墙也大都贴上了瓷砖或铺着水泥，很多四合院表面上虽然没有改换门庭，但是很明显看到里面的构造已经完全改变了。20多年前的1985年我曾在辟材胡同里住过几天，此时忽然又怀念起当时在这里的民居中体会到的老北京味来。但现在怎么看也有变了味儿的感觉。

    曾跟我去过上海、南京和苏州等不少大城市的女儿说，北京和上海南京那些地方没什么大差别嘛。确实，北京已经变得越来越时髦了，越来越像上海南京了。也许正如女儿说的，是北京长得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越来越像了，如同贴上了一张硕大的面具，将城市原本独有的人文特色和传统文化面貌都遮盖在后面，也许有很多已经再也找不回来了。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渐渐喜欢去一些不出名或不起眼的小地方看看。但在欣赏的同时也在为那些地方担心着，不知旅游开发的脚步何时会蜂拥过来。

     不知这对我们居住的世界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为什么此时想起了这个短信？因为这些天来一直有一种压抑的感觉，想来想去，这种感觉似乎只能用“无语”来形容。而且这种无语真的很让人郁闷！

     最近这段时间来，震憾人心的事故新闻频频爆出， “石家庄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山西襄汾的尾矿坝溃坝事故，等等。在前一个事件中，已有三个婴儿失去生命、上万个婴幼儿身体受到伤害。在山西的事故中，据最新的报道，遇难者人数已经上升至261人。而在这些发生的同时，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残奥会”的北京残奥会，则以几乎让人无法置信的精彩表现、出色成绩，以及又一个辉煌而惊艳炫奇的闭幕式，继北京奥运会之后，在世人面前演示了又一场让人目不暇接的精彩……

     一边是身体残疾得让人心痛的人们，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激情，演绎着生命的壮丽和美好。而一边却是，一些身体完好的人，以一种对金钱近乎恶毒的贪婪，摧残了近万个刚出生的、还未能体会生命美好的婴儿。一边是，残奥会让人们看到，全世界身有残疾的人们，正理直气壮地受到越来越人文化的关注。而另一边却是，数百个鲜活的、健全的、无辜的生命，转瞬间葬身于一场因人的贪欲引起、本可避免的惨祸中。人性的差异为何这般大？是否还会有比这更大的人性差异了？？？

     ……这些穿插而来、相互独立而又归入同一受体的新闻，即使是在新闻行里呆了二十多年的我，似乎也一时无法顺利消化，以至于被梗堵到“无语”、到郁闷。如此想来，应该不是我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了。

      今晚更在央视记者张羽做的关于“石家庄三鹿”三聚氰胺事件的专题节目中看到，在石家庄某医院的大门前，挤满了乌泱泱一大片正在排队，等着给自已吃过“三鹿”奶粉的孩子检查身体的家长们。镜头中的他们，对采访他们的记者说话时，脸上写满了无奈、痛心、担忧，但不知为什么却少看到愤怒。难道他们竟然不如身处事外的我愤怒？（当然，我知道那些镜头都是经编辑、编审过了的。）即使如此，我相信镜头里播出的情形,也会如荆棘一样，剌到很多观者的心里。用“触目惊心”这四个字远不足以表示。从专业的角度看，那整个节目用了当然的正面手法，张羽只是在一系列使人“触目惊心”的镜头之后，用“三个婴儿失去生命、上万个婴儿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原话大意）做了结尾。言简意骇！但我觉得意犹未尽。

     据新华网介绍，作为一种主要用来制作化工产品树脂的“三聚氰胺”，是一种白色单斜棱晶。我想那应该是一种类似味精一样的东西。据说是为了使大量掺了水的原料奶在检测时符合蛋白质指标的要求。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谋产害命！

     一个“搞化学的”网友在网上写：“采用红外光谱分析（国产红外光谱仪不到10万元，是食品行业常用的检测设备）很快就能分析出是否含杂环，（牛奶等天然蛋白中杂环含量非常低）。另外，液相色谱质谱仪(大型食品加工厂应该配备)也完全能分辨出有没有杂环。另外，核磁共振仪可以分辨出CN-NH2官能团，碳峰就一个，无分叉，非常容易从蛋白质的碳普中辨认出。如果说大型企业不能检测出食品中有没有三氰胺，那完全是假话。”   “在食品行业，用红外分析法很常用，也非常容易鉴别出食品中是否含有大量的杂环或多环芳烃（人工香料），本人在读博士期间，搞了三年的仪器分析，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管理者在犯罪！”

     前天，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一部外国电影《闪电奇迹》，作者借剧中一位人物的口说：“看来，我们的文明进化已经落在了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后面。”

    然也！！

     8月24日，被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盛赞为“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的北京奥运会完美谢幕。美丽的“鸟巢”合上了１６天的精彩，就像合上一幅洋溢着激情和炫彩的画卷。而北京奥运会让我们感受的激情和快乐，让我们享有的骄傲与自豪，仍在心底燃烧，并将永远铭记。这其中，不仅有运动员们的优异表现，也有奥运志愿者们的杰出贡献。

    在这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上，中国不仅用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努力，为世界搭建了人类光荣与梦想的舞台，中国还在世界奥运史上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金牌：170万余名志愿者服务奥运会，创造了一个奥运史上之最。对此，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不已：“中国人民奉献奥运会的热情超乎想象。”

    “在本届奥运会上，无论谁获得的奖牌最多，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志愿者们赢得所有来京人士的由衷赞赏。”联合国副秘书长阿齐姆·施泰纳说。

       英国《每日电讯》：在奥运村，客人不用自己开门，面带微笑的青年志愿者随时为他们服务。在整个北京，这样的情况到处可见。成千上万的奥运志愿者穿着蓝色或红色制服努力工作，不要报酬，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渴望快步向前提供帮助。

     法国《费加罗报》：在巨大的奥林匹克公园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穿着专门服装的志愿者，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的他们无处不在，有求必应，大多都会讲一点英语。

     美国《纽约时报》：志愿者在“传递微笑，构筑和谐”。在大约10万名穿着“北京2008”的蓝色T恤衫的志愿者中，90％都在20岁左右。“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

    日本《产经新闻》评论说：奥运志愿者最能反映出当代中国的风貌。北京的青年志愿者亲切而不卑不亢，他们对国家前途明显充满了希望，他们让人感到青春的跃动，真是了不起啊！

     因此，在8月24日的奥运会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专门对北京奥运志愿者代表提出表彰并献花。

     我在170万志愿者的灿烂星光中，寻找到了一束束最接近奥运赛场、来自港城优秀儿女的光彩。

     杨超：女。2005年从新海高中考入北京大学。现在北京大学2005级工学院力学系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学习。她曾以中考总分第一的成绩升入新海高中。

     她的服务岗位是在鸟巢的注册办公室，那是鸟巢中一个很核心的部门，而小杨超也许是我市的志愿者中，惟一进入鸟巢核心部分服务的人。

    杨超的工作任务就是办理一日卡，那是专门给在会场内工作的志愿者用的卡。因为有时有人会忘记带卡，或者有人因工作需要得临时改变权限。这时就要到杨超那里去办一个“一日卡”。

    杨超说，做一个奥运志愿者，是自己珍藏了好多年的一个梦想。高考时报北京大学，也是想到去北京上学可以有条件去做奥运志愿者。

    可是在奥运会之前她得到一个消息，说是今年暑假中有一个出国交流的机会，可是出国交流也许要与奥运会的会期有冲突。她想了又想，最后对自己说，“那么久之前就在期待着做奥运志愿者，还是不要辜负自己吧。”

    杨超工作的办公室里虽然有电视，可以看到各场次的直播，但也许为了不影响工作，电视中没有解说。她兴奋地告诉我，“我今天趁吃饭的工夫，从零层环道的入口看了一个运动员扔链球。我还看了7月16的第一次彩排。那场面，绝对爽！一定要在现场看。您不知道现场那个鼓声和烟花声多震耳。特有气势！”

     祁星：2005年从新海高中考入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去年暑假前，他就在学校报名参加志愿者培训。后来又接受了BOB的培训，培训之后又通过了面试，然后再培训。经过两轮培训，才拿到了上岗证书。

    祁星的工作是为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公司工作，在五颗松篮球馆担任摄像助理。主要的工作是给那些活动的摄像机拉线，送线。祁星跟的机位在右侧篮下，在开场时要拍摄队员入场，每个暂停的时候要到替补席拍摄战术布置，游机的线需要摄助拉过去和收回来。他颇兴奋地告诉我，他要一直在现场工作到24日，算是最近距离接触球员的人了。因为一直都很喜欢打篮球，所以他在培训班申请来篮球馆，最后真的分过来了，还是在比较好的机位，真是很幸运。“有许多人申请这个位置呢，最后只有8个摄助职位。比较搞笑的是8个人里有5个女生，还有个男生一点都不喜欢篮球。”

    关于奥运会，祁星说，早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时他就知道了，但毕竟1992年时他才5岁。要说有印象应该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的奥运会，他现在还很清楚记得当时看比赛的事。可以说，祁星和他的同学们一样，是伴着我国申奥的梦想长大的。少年的他曾经想象，有朝一日进入到奥运会现场看比赛就好了。2001年我国申奥成功的时候，除了激动，他还想到，在中国办奥运会，说不定自己就有机会去现场看了，“到那时无论花多少钱都要去看。”

     2005年高考后，填大学志愿时，他的目标就瞄准了北京。只是当时没敢预想，自己因为学的是电视相关专业而有机会去为奥运服务，并把比赛现场的信号传到千家万户的电视上。“这个梦想是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说到奥运会，祁星不知不觉用了几次“梦”这个字眼。他说，奥运会是一场梦一样的盛事。他感觉到，无论是开幕式的震撼、比赛场馆的运行秩序,还是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发挥,乃至在奥运期间国内舆论的情况,都是反映中国最好的一面,好到有些像梦,不真实。

    “以前从来没有那么激动的听着国歌，那一刻感觉自己是中国人真棒。”

    “其实每天工作下来都感觉很累，但是只要一进场馆就会感觉精神抖擞。虽然干的活不是很关键的活，但是我觉得，保证奥运会在每一个小细节都不出错，是我们中国对全世界观看奥运观众的承诺。我们必须要兢兢业业地把自己份内的活做到最好。”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很不争气地哭了!中国加油!”在笔记本上，祁星认真的写着“在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那样的爱国。”

    祁星说，奥运会开始后的头几天，上级要求他们随时待命，工作很紧张。每天早上6点或7点到场馆，夜里1点才能回宿舍。后来，参加转播的团队磨合好了，他们的工作质量有了保证，也就可以调班休息了。他们一直工作到8月24号篮球比赛结束。可以说是全程跟踪了奥运会的工作。“看到运动员都在努力奋斗，我们也想给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第一次当志愿者的祁星说，当志愿者很辛苦。他在工作中会遇到处在各个岗位的志愿者,每个人的职责或大或小,有坐办公室的文员，也会有天天守在门口的安检人员。但是他看到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尽管付出很多，回报很少,但是参与奥运就是他们最好的精神动力,所以在所有能看到的场合,志愿者都是最佳的精神面貌。他相信很多人都会在看完比赛之余，对志愿者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祁星说，在现场工作最大的好处是能有机会找一些星级人物合影或要签名。他给我发来了两张“重量级”合影，一张是与以前的中国国家队成员马健（BOB负责转播商和场馆协调的一个经理）的合影。另一张是与中国女篮的主教练马赫的合影。而且他还得到了美国队的安东尼和威廉姆斯写在他衣服上的签名。可惜的是，老外签名的笔是蓝色的，而他的志愿者服装也是蓝色的，从照片上看不清楚。

    祁星说，这次体验会对他以后的学习和工作肯定会有影响。毕竟亲身参与奥运的机会很难得。中国从参与奥运到主办奥运，历经1个世纪，我们都很珍惜这次机会。不管是在工作上提供最好的服务，还是在平时展示中国青年的形象，都希望能为中国争光。能亲身参与奥运，是人生中很特别的一段经历，会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很重要的烙印，阅历和自尊感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或许说人生转折点不太合适，但是如果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和契机应该不为过。有这么高的一个起点，以后对自己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上，都会更严格要求自己。。。。”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一下，不好意思地问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大了，没贴近性。。。？”也许这时的祁星还没有意识到，在与奥运的接近中，他已经成长到以全景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人生了。

     盖玥谚：和祁星一样，2005年从新海高中考入中国传媒大学，不同的是，她在录音艺术音像导演专业学习。在奥运会上，她也是为BOB报务的志愿者。她的服务岗位在北京大学体育馆，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场，做音频助理，具体的工作就是为音频转播提供音频信号。说的再具体一点，当我们在电视上看乒乓球比赛时，会听到乒乓球落到地上或台子上的声音，也会听到运动员在地板上移动时，鞋在地板上磨擦出的吱吱声。那都是因为有了预先布置好的音频器材。而盖玥谚他们就是那预先布置音频器材的人。比赛之前，她们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所有需要布置的器材都安排好，干起活来都是争分夺秒的。盖玥谚说，她一次能把一二十公斤重的电线或七八个话筒抱到点位上，有时还要把装宽屏电视显示屏的包装箱从一楼扛到三楼。“爸爸妈妈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么能干活。”笑吟吟的话语中流露着自豪和乖巧。她告诉我，虽然每天都在赛场上，但基本看不到比赛的情形。因为比赛中，她们只能在场外或后面的休息室里等着，几乎看不到比赛。又由于一天有时要工作多达十几个小时，所以在休息室里等的时候，她们大多是抓紧时间睡觉。

    我电话采访那盖玥谚那天，她早上5点多就起床到场馆去了。晚上的比赛结束后，她们忙着收器材一直到凌晨3点多。因为第二天还是要早上7点到现场工作，她们就“在休息室里打个盹算了。”

    “闭幕式上给志愿者献花的情形我没看到。后来听同学讲到了……。我们很感动，感觉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但更多的，我觉得是奥运会给了我们难得的机会，感谢奥运吧。真希望能有机会参加残奥会。”

     自从知道祁星在五棵松体育馆，盖玥谚在乒乓球比赛现场工作后，每当我看电视上出现蓝球或乒乓球比赛时，都会特别关注地看。除了看比赛，我还希望能看看志愿者们的身影，看看那两个青年人的身影。虽然一次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我知道了，我所看到的，也就是全世界的人看到的奥运会比赛图像和声音中，有我们港城的志愿者付出的心血和辛劳。那些图像和声音对于我，对于志愿者的亲友师长和朋友们，便更多了一层特别的意义。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辉煌中结束了，志愿者们大都要回到各自的岗位，很想再为残奥会服务的盖玥谚，也要回学校上课了。她在日记中写道“这一瞬间，突然明白，其实，我一直那么快乐，一直那么热爱这半个月的生活……”

     但也还有一些志愿者们，很快就要接着为即将到来的残疾人奥运会服务，在他们中，也有来自港城的志愿者。我继续将关注、报道他们的工作。

（下一篇拟题为：志愿者，我的荣光）

     回顾最初的〈警界〉，或许应该从2004年算起。在新闻媒体中，专刊，基本是每份日报都会有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与公安部门合作，以专门报道公安工作和警界活动为惟一内容的专刊，在连云港日报还是第一次。很荣幸的是，编辑这份专刊的光荣任务在经过了几位同事的开拓和发展后,也荣耀地落在我的身上。 2007年3月份起，我接受了编辑《警界》专刊的工作任务，那时是每周出刊一个版面。今年年初，市公安局领导和日报领导经过商榷，决定从今年3月1日起，〈警界〉由每周出刊一期一个版面，改版扩大为每周出刊一期两个版面。改扩版后的第一期〈警界〉于今年3月3日见报。从那时到8月18日，连云港日报新的〈警界〉专刊一共编辑出版了25期50版。

      就我所了解，新扩版的〈警界〉出刊后，很快就以其全新的面貌，更大的信息量和较高的可读性、服务性，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有很多读者曾当面向我表示，他们经常看，并且喜欢看〈警界〉上的文章。还有很多读者经常对〈警界〉版面上刊出的一些报道提出中肯的意见，对专刊上一些栏目的设置，及版面上有关文章的内容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说明他们是真的很认真且仔细地阅读了〈警界〉的每篇报道。

     〈警界〉创办以来，一直得到了报社领导的特别重视和指导，日报各位总编、副总编经常在审看稿件或业务会议上，对〈警界〉版的稿件、版面策划等问题，做出要求和指示，并在遣词用句等很多具体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对《警界》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

    据市公安局有关同志介绍，《警界》见报的每一期稿件，都是经由市公安局局长及政治部的领导仔细审阅后签发，特别是陆云飞局长，在百忙的工作中仍仔细审看每期稿件，甚至仔细到把文中的错别字都更正过来。每次看到他们审阅过的稿件，真的是对我工作的无言鞭策。

     与我具体合作版面的市公安局政治部的关宁、谭晓萍两位同志，对每一期稿件都认真组织、亲自采写重点稿件，仔细校对清样，〈警界〉的所有成绩，都与他们敬业的工作和辛苦努力密不可分。

     因此，〈警界〉能一直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和好评，首先是来自于市公安局领导和连云港日报社领导的正确决策和指导，得益于市公安局政治部和日报两部门各位领导的正确指挥、支持和帮助。

     希望这些珍贵的记忆一直伴随着〈警界〉的发展，更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各级各位领导的关注和指导。

     在编辑和采访工作中，综合一些读者和同行同事们的意见，我认为〈警界〉或可在以下几方面进行一些改进或尝试。

     例如，开辟一些新的栏目，以增加新的报道角度或报道方式，更全面地涵盖警方工作。例如，以报道一个集体或团队为主的栏目。因为很多公安工作都是团队作战，报道集体的智慧和团队的力量，更能反映公安工作的特殊性。

     其次，在图片的应用中，可否选用一些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当然是在不违反有关政策和规定的情况下。例如，一些可以公开见报并能引起人们警惕犯罪的现场照片。一些新的规定标志或路标出台后，也可以照片或专栏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一下，以提醒人们引起关注和遵行。这也许是提高我们服务大众、透明执法能力的一种尝试。

。。。。。。

     在〈警界〉这段时间的编辑和采访工作，我深入地了解了以前并不十分了解的警察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内心世界。通过〈警界〉的报道，我想，连云港市的市民们也会和我一样，越来越多的了解那些每日围绕、服务着他们的生活，却在平安无事时、在享受安宁和快乐时，感觉不到他们存在的公安战士们的辛苦和奉献。

    我们期待，通过各方不懈的、认真的努力，《警界》会展现越来越多的、可敬可爱的公安战士们的精神风采和工作业绩；同时继续秉持弘扬正气、震摄犯罪，挽救迷途、指引新生的报道方向。超越今天，从容地走向新的精彩。

     也许时过境迁以后，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可能已经记不得我们曾做过什么，记不清我们的〈警界〉曾经报道过什么，……可是他们一定会记得，安宁平安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幸福感觉。这样就够了。

    曾在外科干了6年多的杨德玲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的她已经调到院护理部两年了，外科的事她完全可以不用操心。但几乎就在伤员住进外科病房的同时，我们的德玲便站到了院长的面前：“院长，让我到外科去帮忙吧，那里一定缺人手。”正为这事发愁的院长哪会不同意。到了外科的德玲完全把“休息”这两个字扔在了脑后，没日没夜地在病房里忙。和“休息”一同被扔在脑后的，还有她不到6岁的女儿和工作同样繁忙的丈夫。

    对医护内行的人都知道，烧伤病人的护理既累又难，而那么重的烧伤病人，德玲看也是第一次看到。大面积深度烧伤的患处使病人痛苦异常，昼夜惨叫不已。病人那结了痂的体表不断渗出的液体又腥又臭，不一会儿就能洇湿病人的床单。在最初的日子里。每个病人每天光床单就要换四、五条。要从一个浑身肿烂、且不能翻身又不能动，稍不小心碰到哪里就痛的惨叫的病人身下，换出湿透的床单和被褥，再换上干净的床单，医护人员该付出怎样的艰辛和汗水，我实在难以想像。“给一个病人换床单或换药时，需要两三个护士一齐上阵才行，换一条床单就得累出一身汗。”当年在外科的护士们多年后说起当时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只要德玲在班上，哪次换床单、换药都少不了她。真不知她哪来的那么大劲。”毛护士长回想起来仍感叹不已。

   那时到外科去帮忙的人不止德玲一个，别的来外科帮忙的人都是只上白班，做过多年护士的德玲深知最缺人手的是夜班，她主动向护士长提出来，哪个班缺人她就顶哪个班。有时人手太紧时，她往往是下了白班又接着上夜班。哪里最忙最累，哪里就会有她的身影。那一次她一直在外科帮了一个多月。

   曾任医院总护士长的刘惠文科长告诉我，像这样放弃轻松的工作，自愿到外科病房去顶班的事，在德玲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在医院护理部工作的9个多月中，她几乎是轮流在各科的病房里顶班。无论到哪个科室，她都一点特殊不讲，永远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忙碌着。医院的领导也告诉我，杨德玲到医院工作这10年来，几乎做遍了院里所有科室的护理工作。而最难得的是，无论她到哪个科工作，都会留下一片赞誉和敬佩。

   10年中，她先后在三个科担任过护士长，带出了三个团结向上的先进集体。她自己也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0年中，她10年除夕都是在医院的岗位上度过，连老母亲病逝时，她也没能守在母亲的床边。

    有人说，德玲好象有一种神奇的“魔法”，无论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强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同事们服她，医生尊重她，病人也和她特别的亲热。她却说，我哪有魔法。不过是多干点事，多吃点苦。

    按医院规定，护士长不用值夜班。可多少次，看到上夜班的人忙不过来，她总是下了白班再接着上夜班。有时丈夫不在家，她让年幼的女儿自己在家睡觉，从外面把家门锁上，她则去上一整夜的班。这样的事情多了，到是把女儿小张扬练出了一副好胆量。也真难为了孩子，刚两岁时就一个人在家里过夜。

    多少个风急雪大的深夜，只要听到宿舍楼下有人喊一声“德玲，急诊。”马上便有利落的应答声从屋内传出。时间长了，邻居们都奇怪：“这德玲到底睡没睡觉，要不她怎么能醒的这么快？难不成她是睁着眼睡的？”到过她家的人才会知道，连家里家具的摆放，都是以能让她在最短时间内出门为原则的，她怎么能允许自己不及时听到窗外的呼喊？

    德玲也是血肉之躯，她也会有疲乏劳累的时候，可一旦看到工作摆在那里，看到一些别人不愿干的重活、脏活在那里放着，她总会不声不响地走过去，干起来。没有怨言，更没有牢骚和条件。她想的很简单“我是护士长，又是党员。我不吃苦，让谁吃苦？我不多干叫谁多干？”

     医院里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德玲爱干净是出了名的。不管什么时候到她家去，都会看到她家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面都被她擦洗的铮光发亮，连缝隙里的泥土都要用刷子刷出来。可她在医院却有一个别称“抠大便先进”。这还要从她在急诊室做护士长时说起。有一次，一位患高血压的老人拿着“灌肠”的医嘱到急诊室来，几百毫升灌肠液灌下去后，病人已经胀的痛苦不堪，大便却仍然下不来。看着老人憋得青筋怒张的额头，德玲知道，这种情况对高血压病人是多么危险。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手指把大便一点点抠出来。“我来。”德玲一边说一边戴上手套……。干硬的大便一点点被抠了出来，尽管难闻的臭味直冲鼻子，尽管别的人都站的远远的，德玲却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还一直在安慰难堪而不安的病人。终于，病人如释重负地走了，德玲这才舒心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从那次以后，每有来急诊室灌肠而又不见显效的病人，德玲都会毫不犹豫地戴上手套，去为病人解除痛苦。时间长了，连病人之间也知道了德玲的这个专长。德玲说，我见不得病人痛苦的样子。只要能帮他们解除病痛，做什么我都愿意。”在急诊室的那几年里，谁也说不清她为多少位病人抠过大便，有时一周就有两次。“抠大便先进”的别称自然就落在她的头上。（二）

    她,叫杨德玲.

     昨晚,和一位也是十几年前采访过的一位大姐一起吃饭时,身为一单位领导的老大姐,说起现在的一些刚工作的年轻人,工作上不肯多用心思,多干一点儿就不高兴等等,我听着,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德玲.想起德玲当年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像她那样工作了,不过我想,现在既使在"先进""能手"中找,可能也很少有人能超过她的.

     采访德玲的时候,是1991年.她的那些故事,她的为人和她的......真的令我非常敬佩而且同情.也就是因此,我同意了她接受我采访的唯一的要求:采访的稿子只用在书中,不见报.那是我第一篇采访了,也写好了,却没有拿出去见报的稿件.

    <无言的奉献> 就是当年采访德玲后写成的文章,1991年刊登在<桥头堡纪事>中.今天把书找出来看看,也就此开始,把所有没有输入电脑的文章转变成电脑文字.

                                    无言的奉献

     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显赫的权位。但她却以自己真诚的奉献、不倦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叹；她，不是声名远扬的英雄，也不是灿若云霞的“明星”、“健将”，可她那坦荡博大的胸怀，高尚无私的品德，却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扉，得到了多少钦佩，多少感激……。

     她，叫杨德玲，是连云港港务局职工医院一位普普通通的护士长。

    去采访她，她总是说：“我干的都是应该干的工作，放在别人也会这样干的。”可她的同事，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却都爱这么说：我们的德玲呀，就像那不倦的“老黄牛”

不倦的“老黄牛”

     连云港港务局职工医院坐落在云台山北麓，那是一片依山面海、错落有致、环境幽雅的建筑群。在医院摆满了各种急救器械的急诊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杨德玲：娇小玲珑的身姿，白晰的面庞，特别是那双清澈灵秀的大眼睛，透着那么热情和坦诚。初一见面，我怎么也无法把她和“老黄牛”这个形象联系起来。可了解她的院领导，和她共过事的医生和护士们都这么众口一词的赞叹她。于是，一桩桩往事，一串串故事，陆续走进了我的采访本，也让我真正明白了人们对德玲的这个称呼中，包含了多少敬爱、喜爱和疼爱。。。。。。

      1980年6月，从港务局技工学校医护班毕业的杨德玲，跨进了港务职工医院的大门。春风秋月，寒来暑往，转眼十年过去了。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在算不上什么，可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十年？德玲把她一生中这最饱满、最青春的十年，尽情地挥洒在了医院的病房里，留在了病人的病床边。与德玲同在一个科室的小王给我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冬天还没有离去，在住院部大楼一楼到五楼的楼梯上，一个瘦小单薄却带着沉重身孕的女子，肩上压着将近20公斤的一箱药品，吃力地向上攀着。一趟，两趟。。。。。。她的双腿明显在颤抖，尽管外面还是冰天雪地，可她脸上的汗珠不是一滴滴，而是一串串地挂着。一些来看病的人不解地责怪医院，怎么雇来个怀着身孕的搬运工。“他们哪知道，那个人就是当时在外科当护士的德玲。”小王说，那样的场景，在1982年初的医院住院部里常能看到。

     那时医院刚从旧址搬到新大楼不久，电梯运行很不正常，这就苦了设在五楼的外科护士们。外科用的药品又多，敷料、器械什么的也比别的科室多。电梯一停，科里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得靠护士们从一楼扛到五楼。我去数了一下，一楼到五楼，一共98级台级，还不算从库房到楼梯口的距离。就是空着手走一趟也够喘上一会儿的，别说扛着东西了。朴实的德玲只要当班，总是一有空闲就去扛东西。有了身孕后，再后来身孕越来越重，她都是一点不少地扛啊、忙啊。同是女人的同事们劝她“少干点，别伤了胎气。”她总是笑笑说，“没关系。我是干过重活的。”扛着药品的德玲也许恍忽中回想起下乡时在大田里扛麦捆子的情景。

    那时的德玲干的还不是一般的重活啊。在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中，身材娇小的德玲却以能吃苦耐劳而闻名。夏收大忙日，也是烈日当头时，看到大田里堆着成捆的麦捆在等车子运，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劳力扛起麦捆往场上送。女知青没人敢上，德玲却偏偏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男知青肩上扛几捆，她肩上就扛几捆。干了半辈子农活的老场长惊喜的直夸这个“特别能干的姑娘”。

    可是，眼下这个怀了孕的德玲却当不得当年那样的累了,因为劳累过度，她早产了。所幸孩子保住了。   (一)

      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后的张杰，开始把童年的向往与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他以“自游自在”为笔名，在自己博客的首页上写道：“也许人生，更象抓在手里的一把黄沙。在人出生的那一刻，是满满的一把。人生就是任这把沙从自己的指缝间慢慢地流淌。当你发现它已经变少，当你想多留一些在手里时，你赶紧的、刻意的握紧手指，想阻止它流走的时候，它依然在慢慢的流淌，直到全都流光。留给你的，只是手里曾经的记忆。”

     在张杰看来，那些能在人的一生中留下的记忆，就是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就是不同的人生体验。寻着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足迹，在2003年冬天，快过新年的时候，他一个人踏上了去云南旅行的旅途。那是他的第一次独自远行。从那以后。利用学校的假期，他经常或徒步、或骑自行车，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去旅行。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五年中，张杰先后走过云贵高原、青藏高原，走到珠穆朗玛峰脚下；骑自行车到过我国最北面的漠河，还走过青藏线、川藏线、新藏线，徒步进入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旅行，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炼就了他顽强的意志。

下面的文字，是他2005年夏天，一个人旅行青藏高原时的日记（有删节）

一、徒步墨脱      

（墨脱，又名“白马岗”，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深处，是全中国境内目前惟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在今年1月份召开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交通部决定尽快结束墨脱县不通公路的历史。

在藏族人民心目中，墨脱是宗教信徒朝圣的“莲花宝地”。有人说，在到过墨脱的人面前不要言路。意思是说，世上再没有比到墨脱的路更难走的路了。而去过墨脱的人说，去墨脱的妙处，就在那抵达墨脱的一路险途中。编者加）

 第一次听到关于墨脱的传说，就被它吸引。此行西藏，就把墨脱作为第一个要去的地方。林芝，被称为西藏的江南，其首府八一镇位于尼洋河畔，是该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

 八一镇，原名古如邦卡,藏语意为“狼群出没的地方”，海拔3000米。50多年前，18军先遣团在这里安营扎寨，支起了第一顶帐篷。随着解放军一个又一个车队运送的物资在这里卸下，一批又一批军人把青春和热血在这里抛洒，古如邦卡这个名字渐渐被“八一镇”取代了。

在八一镇的街上，感觉不是在西藏，而象在内地。建筑都是内地的风格，很多建筑上写着“某某省援建”字样。

  7月19日：从八一到派镇：

上午，上街购物，买了一百多元的食物，因为听说前边物价高。12点多，我们坐上了八一到派镇的班车，票价50元（西藏很多班车可以讲价，人满才走）。大约130多公里，走了5个多小时。

这次碰到一起的人中，除我之外，还有浙江的钟老板，中学政治教师；成都的小胖，大四学生；成都的小刘，大二学生；广西到北京上学的大黄，大二学生；江西的曾玉文和朱沙，大二学生。他们都是我在理塘时捡的。

派镇属于米林县，是个很小的镇子。房子多是新建的2层楼，雕饰的很讲究。镇上只有一条路，路两边各一排房子，从东到西，走慢点，一分钟可以走到头。

 在派镇，从我们住的旅馆房间向窗外看，隐约可见南迦巴瓦峰，藏语意为“直刺蓝天的战矛”,主峰高7782米，为世界第十五高峰。

 7月20日：   派镇到松林口  坐车（18公里）再徒步到拉格（20公里）

早上7点，1碗粥2个包子下肚后，上路。头天晚上谈好的卡车上，除了我们几个，还有很多货物和背夫。上山之路刚开始的一段坡度很陡，很颠。慢慢的，雾多了起来。又下起小雨，天气变冷。派镇到松林口18公里的路，大约一个半小时到达。我们没有停留，赶紧上山。因为当地人说，一定要赶在一点钟以前通过多雄拉山口（海拔4200米），否则天气一变就很难通过。

开始我们跟着背夫走，但很快他们就走得无影无踪了。

有个四川人，过来看老婆。他的老婆在拉格被雪崩埋在了下面。他带了条狗，一直跟着我们走，照顾我们。后来证明，没有他，我们很难通过山口。天上一直下着小雨，不一会鞋子就湿了。海拔升高很快，路上都是雪，雪下是冰，冰下还有水在流淌。风很大，坡很陡，路很滑，不小心就会踏破雪下的冰，陷到冰下的水里。雾漫上来了，能见度越来越低，很容易迷路。

下山时，雪和冰的路很滑，多人滑倒。越往下走，雾越来越少，可见多处瀑布。下去几百米后，雪没了，但路变得泥泞起来。大约下午4点到达拉格（海拔3250米），这个地方是为过路人提供歇脚的，有2、3家临时搭建的简易旅馆。木头房子，木地板，顶棚是塑料纸。电灯给人的感觉只有5W，只见钨丝发点光。

夜里，雨一直在下，枕着雨声入眠，一觉大天亮。

7月21日  从拉格到汗密（30公里）：

早晨 7点多起床，8点出发。原始森林。参天大树都有上百米高，要几个人合抱的树随处可见。路有脚踏三轮车宽，乱石路，马粪路。多雄河一直伴随着我们，沿着河走就不会走丢。

中午12：30，走到大岩洞，海拔2920米，可以住宿。午饭吃泡面。鞋很湿，脚泡得很难受，又被石头硌得痛。小胖的脚肿了。

天黑前我们到达了汗密，住在兵站对面的客栈里。放下背包就脱鞋子，脚已被泡得发白。

从大岩洞过来一小时，开始发现蚂蝗。吃饭时爬到人的脚上。初见蚂蝗，有点恐惧。为了减轻后面路上的负重，我们把很多东西都留在汗密，只带上了救命粮。

7月22日： 从汗密到背崩（38公里）

昨晚就打听到今天的路程会是最艰苦的。所以，早早就睡了。成都小胖的脚肿了，其他的几个人也不打算走，所以，他们就留下休整了。

我和成都的小刘两个人在早上7：30就出发了。 路上又是石头、马粪、水，昨夜下了一夜雨，鞋子本没有干，一会又全湿透了。

海拔一直在降低，路边有芭蕉树了，天气变得越来越暖和。由于昨天已经发现蚂蝗，所以此时全副武装，绑腿加雪套，酷热！一停下来，好几条蚂蝗在鞋子上、雪套上作屈体运动。运气不好还会掉到脖子里。小刘开始用烟头烧，很管用，一烧就死了。但后来走得太累，没力气烧了。因为脖子里掉过蚂蝗，身上一痒痒就怀疑是蚂蝗，得了蚂蝗恐惧症。后来直到出了西藏还有此感觉。

海拔降的很快， 汗密海拔2240米，背崩海拔900米。 中午12点到达阿尼桥，一天的路程还不到1/3。因为今天路程很远，没有停留，很快就到达传说中以险著称的老虎嘴。但看去没有想象中的险，有些失望。

路面是向下倾斜的，路上流淌着水，石头有些滑。路距下面的江面有几十米甚至上百米深。如对面有马匹过来，人得紧贴着山根走，别给挤下去。以前就有马连货物掉下去的事。

天气越来越热，简直酷热难当。但脚一直泡在湿鞋子里，才是最难受的。还要处理讨厌的蚂蝗。不知道流了多少汗，还好，到处有山泉可以饮用。膝关节开始疼痛，上下坡时非常难受。（我的膝关节在这以前没有痛过，在这以后也没有痛过。）

成都小刘一直骂这个鬼地方，象个地狱。我的失误是为了防蚂蝗，穿了不透气的迷彩裤，确实没有被蚂蝗咬几口，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太热了。我宁愿被咬，也不想受热。

眼见天色越来越晚，路上见到几个牵着马的背夫，那马被蚂蝗咬得惨不忍睹，身上、腿上、脸上都在流血。我拍了照片又删掉了，不想再看。年轻的背夫背着猎枪，我们给他们敬烟，简单聊了几句。很累，仍一直机械地走啊走，顾不上蚂蝗了，照片也不想拍了。估计下午5、6点钟时，终于看到了3号桥。我们扔下背包就躺在木桥上。有风，很凉爽，真想睡上一觉。

休息了半个小时，又开始上坡。背包越来越重，看到了老营部的门巴小客栈。是2个门巴人开的客栈，他们长的很象印度人。虽然知道离背崩不远了，但我们的体力很难在天黑前到达，不想再走了。

洗了个澡，水好冷。他们的黄酒很好喝，但没敢多喝。刚换上拖鞋，就被可恶的蚂蝗咬了。夜里又被很多蚊子和虫子咬，以后数日都觉得浑身痒痒。

7月23日   背崩

把舍不得扔的东西又扔了些，迷彩裤也扔了，背包感觉轻了些。下午一点才开始出发，打算当天只走到背崩，算是休整一天。

尼洋河清清的河水注入浑浊的雅鲁藏布江。4点多才走到解放大桥。解放大桥是2001年新修的一座大型拉索桥，投资7000万。之所以造价这么高，倒不是材料有多好，关键是很多东西都是靠背夫背来的。

背崩到了。背崩有一二十户人家，很小的一个地方，四周有大片的水稻田。卸下包，几个人去水库洗澡，水好冷。把衣服、袜子都洗了。一夜无话。

7月24日  从背崩到墨脱（38公里）

早上七点起床，随便吃了点早饭，8点出发。路一直沿着雅鲁藏布江向上游走，较以前好很多，被称为进墨脱的“一级公路”，但路面还是有很多烂泥。因为今天要走的路很远，大家走的很快，虽然四周景色优美，谁也顾不上欣赏。我的脚踩在一倾斜的大石头上，重重摔了一跤，腿上大面积擦伤，痛！

今天是脚被蚂蝗咬得最惨的一天，好几处往外渗血，后来只好把速干裤穿上。路太长了，“走到不想走的地步”（后来在拉萨遇到其他走过墨脱的人如是说），还是看不到县城。很多人最后是一瘸一拐走进墨脱。

下午三点到达一个小客栈歇息，十元钱买了一罐啤酒，还买了点花生米当午餐。门巴小伙说，还要3个小时才能到墨脱。（后来才弄清楚，当地人说的3小时，我们至少要用5小时。一是他们走得快，二是他们的时间观念和我们不一样）。

 拐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拖着腿，一步步向墨脱靠近。每走半个小时就要歇一歇。看到对岸有人家，有桥，一问，还要一个小时。走了一个小时，又问人，还要一个小时。晚上8点半了天还没黑。

又过一个转弯，终于看到墨脱了！心情激动得难以形容。

7月25日 墨脱

休整一天！洗衣服、睡觉、逛街。

墨脱县城很小，环城的水泥路十几分钟就可以走一圈。县城里有很多车，但都没上牌照。听说县城今年（2005年）才有了手机信号。商店的东西很贵，而且都接近或已经过期。电信和邮局在一座破房子里，不能邮寄东西，只能盖邮戳，邮戳的日期还是几年前的。

县城的人互相都认识。墨脱每年的11月到次年5月被雪封堵，城里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有时要到来年6月才能进去。进墨脱的最佳季节是10月。

7月26日：从墨脱到108K（36公里）

早上从墨脱乘车出来，路况很泥泞。后来宁愿走也不想坐车，太危险了。出发不久就开始下雨，越来越大。这回宁愿被雨打湿，也不愿被汗浸湿，索性不穿雨衣。经过了2个村庄，有多处塌方。

傍晚到达108K。108K有3、4家客栈，给过路人提供方便，洗换鞋袜。晚餐10元一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全坐在一桌，按人头烧菜。山上有树棺。

7月27日  从108K-到80K再到52K：

今天要走56公里路。有蚂蝗，塌方区最多。江西的“沙朱”踩木头过河时，跌到几米深的水里，危险。

天气非常炎热，大家把湿毛巾顶在头上。我是第一次顶，感觉果然有效。由于没找到小路，多绕了一个小时的路，下午4点多到达80K。早到的背夫已经联系好一辆汽车，可以把我们带到52K，车费每人50元。

28公里的路，解放车开了5个小时，这是一生中感觉最不爽的一次乘车。人们都在车厢里站着，头顶上有几根铁管备抓。路实在是太窄了，车子其实是在大石头上走，颠簸得象筛豆子，上下、左右，大家都疯狂地一起扭屁股，手一刻也不敢松。

9点半终于到达52K，海拔估计在3000米以上。52K的旅馆也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房，老板是重庆人。被褥很脏，很潮。夜里又下起了雨，感觉有些冷。

7月28日  从52K-到波密：

早上7点半起床，没有刷牙洗脸，吃饭的时候慢了一步，菜基本没了。随便吃了几口米饭，就随背夫出发了。

今天要翻越嘎龙拉雪山(海拔4300米)。后来发现，跟着背夫走是对的，因为山上雾很大，很难找到路，而且非常地陡、险。

翻越嘎龙拉雪山，他们说有一平台、二平台、三平台。一平台路远、陡、险；二平台海拔高，风大、雪大，很少有植被。三平台是成堆的大石头，被雪覆盖着，很滑。

紧紧跟着背夫走，不敢落下，怕迷路。（背夫是背东西卖货的，不是我们请的背夫）。路两边都很陡峭，上面有些经幡，风很大雾也很大。今天爬山的感觉就是一个字，累！下山时，走了不一会儿就看见太阳了。景色也和山那边迥然不同，很漂亮，有花有雪。

 到达24K时，感觉回到了人间。几辆面的在路边排队，50元/人到波密。

下午2点多到达波密。一下车就看到西瓜，好象是1.5元/斤。感到那是平生吃过的最甜、最好吃的西瓜。

第2天，7月29号到八一镇取了东西后，直奔拉萨。  在拉萨休整两日。

二、珠峰大本营

    8月1日

今天打算去珠峰大本营。

东措国际青年旅社附近有个汽车站，有去日喀则的班车，50元钱，228公里，车行5个小时。

日喀则是西藏的第二大城市，全市8.4万人口，其中市区人口约2.5万，是历代班禅大师的驻锡地。街道整齐干净。日喀则的汉语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

下车后才知道，第二天去定日的车票已经售光，只好买了第2天到拉孜的票。从拉孜到定日90公里。原想先到拉孜，再到定日。县与县之间应该有很多车，可到拉孜才发现，我想错了。

8月2日

早上8点去拉孜的班车，直到8：47分才开。一路沿着雅鲁藏布江向上游行驶，路况很差。 路边的田里绿绿的是青稞，油菜花开得正浓。颇有点江南3月的感觉。 下午3点到达拉孜，而去定日的车刚刚开走。

拉孜是一个县，是去樟木、珠峰的必经之地，居然没有车站。没有拦车经验的我，脸皮又薄，在路边傻站了两个多小时没拦到车，只好先住下。打听到明天下午3点，才能有日喀则发定日的车。

拉孜被称为“堆谐之乡”（ 堆谐意为堆地歌舞，堆地即雅鲁藏布江上游和阿里地区。堆谐是每逢传统节日或者农闲时暇，甚至黄昏傍晚，众人边跳边唱的一种歌舞形式。）曲调抒情婉转，舞姿潇洒飘逸。这里的藏刀、六弦琴、曲玛藏鞋比较有名。拉孜的六弦琴弹跳，在整个西藏地区也很出名，酒歌，对歌，情歌，山歌，内容丰富，曲调流畅，特别是“阿古顿巴”的故事在本县扎西岗乡一带流传甚广。

  8月3日

上午又去搭车，想早点到定日。10点多终于拦到了一辆满载的大货车，和司机谈好到定日40元，就上路了。路况很糟糕，才走了10公里，就被一辆陷在泥里的卡车挡住了路。

直到下午3点多，日喀则发定日的车到了，我又转到小客车上，才又上了路。 翻过5220米的加措拉山口， 晚上9点多到达白坝镇。司机说离定日还有几公里，这儿去珠峰最近。

 8月4日

早上在路口等车时，遇到两个也想上珠峰大本营的台湾人。包车的要价很高，小车1600元/车，大卡车600元/车。等到下午1点多，我们决定包辆卡车上去。我发扬风格，让两个台湾人坐进了驾驶室。后来发现，坐驾驶室真不是好选择，万一车翻了什么的，比在车厢危险多了。上山的路上我想的是，有危险就跳车。

盘山路绕来绕去，在山体上画了好多个S，海拔也在急剧升高。在白坝珠峰服务中心，购买珠峰门票，65元/人。过海拔5215米的加乌拉山口时，，藏民习惯性地喊些什么，扔了一把龙达(藏式纸钱)。

5点到达巴松。从这里到绒布寺还有34公里，必须乘环保车上山，80元/人。晚上7点到达绒布寺。从绒布寺到大本营，还必须坐马车上去（30元/人）。天色已晚，一个管理模样的人，不让马车上去，让我们住在绒布寺。马车夫说，他是为了照顾绒布寺的生意。

  绒布寺海拔５０１０米，称为世界上最高的寺庙，离大本营还有8公里。

两个台湾人怕冷，想住在绒布寺。而几个老外却吵吵嚷嚷地，不想住绒布寺，说想住大本营。我怂恿他们和我一起徒步上去。但他们跟我走了几百米，又被他们的向导喊了回去。我想，这个地方也许一生只来这一次，不在大本营住一晚，必定终身遗憾！就一个人上山了。

大本营有十几家藏民帐篷，我住的是10元一晚的储藏室（帐篷），很脏，床又短，腿都伸不直，就那样窝在里面，但毕竟是个单间。买了罐百威啤酒，不去理会高原不喝酒的说法，喝完感觉喘气有些费劲罢了。戴上头灯写好日记，夜里出来喘气，发现外面下起了雪。

8月5日

今天天气晴朗，早晨没有吃东西，30元找了个向导，带我去看冰川。后来发现请的向导不会说汉语。走了几公里以后，突然他不走了，也不让我走。只不过几分钟时间，大雾一下子笼罩了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对着珠峰喊着叫着“珠穆郎玛”，他用藏语，我用汉语。然后，下撤。

回绒布寺的路上，雾慢慢地散去，珠峰逐渐露了她的真容。听说，很多人等好几天也看不到珠峰。我能近距离看到她的全貌，真是很幸运。

男人对山可能有种特别的情愫。久久地看着珠峰，只觉得心潮起伏，站在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里，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人们总以世界的主人自居，却不知在神奇的大自然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当天下午回到定日。

“定日”，在藏语里意为“定声小山”。传说一位喇嘛掷石，“定” 的一声，石落该地。后来僧人们在该地修建寺庙，即取名定日寺，又以“定日”为县名。

8月6日

早8点从定日出发，下午5点到达日喀则。转上去拉萨的车，晚7点出发，夜里11点到达拉萨市东措国际青年旅社，又住204房。洗澡，刷牙，睡觉。

三、骑行青藏线

8月7日

从珠峰大本营回到拉萨，已经是深夜了。第2天很晚才起来，把衣服都洗了，就到街上转了转。

拉萨的街上人头攒动，脚踏三轮车飞快地擦身而过。临街的许多商店里，一大摊一大摊的牦牛肉散发出臭臭的味道。

在大昭寺门口，遇到三男一女四个大学生，3个从成都方向骑过来，一个从格尔木来。请他们去喝茶聊天。其间谈到他们看到的各色旅行怪人，我只是听和点头。每人出外都是各有各的目的，有的是爱好旅游，有的是逃避现实，有的是换换心境等等，芸芸众生，世象万千，能说谁是正常？谁是不正常？

 在一家自行车店，看到一辆二手的山地自行车，虽然觉得要价有些高，最后还是买了下来。因为骑车走青藏线是在计划中的，修车的整套工具都带去了。

8月8日

可能是由于兴奋，因为又要在路上了，7点就起床了。头一天晚上看路线地图时，有个老外用英语说，他也喜欢骑自行车，想和我一起骑。由于俺的英语太烂，觉得会很别扭，所以，还是一个人上路了。

曾有人问我，一个人上路会不会孤独。旅行的开始，可能是为了看看风景，但更有许多收获在风景之外！一个人出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独享那份孤独，深味那份寂寞。在美景里穿行时，仿佛那山，那水，那草，那路都是自己的！仿佛天地人合一了，个中滋味，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感受得到。只有孤独的时候，才有时间去思考。只有思考，才能有心灵上的收获。而一个人在旅途中，每件事都要自己独立决定，独自解决，充分地磨练自己。这也是独自旅行的另一大收获。

  早晨7：30分从旅社出发，骑行经过布达拉宫时，拍了张照片。后沿着北京东路一直走，一会儿就骑到青藏线109国道上。

骑了几十公里后，感觉屁股有些痛。快到羊八井时，大腿肌肉突然抽筋，赶紧下车休息。

在这段路那个长长的爬坡处，我又一次感到有些窒息。在西藏，我有三次感到缺氧。第一次，是在芒康县城（川藏和滇藏在此交汇）上厕所时，那厕所大概几百年没有打扫过，上个厕所要出来呼吸三次，否则会被熏死。第二次，是从大本营回来的车上，一藏民坐我旁边，感觉他好象一百年没有洗过澡，偏他还老爱和我说话，还常常长长地往外吁气。第三次，就是我骑车爬羊八井附近那个长长的陡坡时，正当我借助嘴呼吸时，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从旁边经过，一大团没有完全燃烧的浓浓黑烟，差点把我呛晕。

 下午3点多到达羊八井。此地离拉萨已经90公里，海拔4300，处在念青唐古拉山下的盆地内。有著名的地热蒸汽田，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热发电站，有多处温泉。还可见海拔6206的启孜峰（西藏奥索卡高山学校的训练基地）。 又骑了几十公里，屁股越来越痛，嗓子也痛了起来，咽唾沫都困难。看了一下里程碑，离当雄还有几十公里，四处又很难看到人家，于是产生了搭车的念头。

6点多钟的时候，有一辆满载石子的卡车停了下来，和司机讲好到当雄30元。晚上近8点到达当雄。

后面几天的骑行，尽量用鼻子吸气用嘴呼气，虽然鼻子不够用。屁股也没以前痛了。

从小唐古拉到昆仑山口这一段，景色非常美。天蓝得无法形容，经常摘下墨镜注视蓝天，尽管眼睛痛。蓝蓝的天上飘满了白白的云彩，那云彩似乎伸手就可摘到来。在无人的地方放声大喊、大唱，人生何等快哉！

到那曲那一天，路比较远，很疲劳，头晕得无法深呼吸，脖子和胸腔里都剧烈疼痛，很是难受，好象要死掉了。没有吃晚饭，也没有电视看，一个人躺在异乡寒冷的床上，没有人说话和安慰，辗转入睡。

 旅途中的每一天都是漫长的！长长的路，高高的天。双脚蹬着车轮，车轮带着梦想。唐古拉山口过去，是最最美的一段，美得无法形容。大风雪之中，我居然见到了大大的、梦幻般美丽的彩虹。

在西大滩，和一位四川老板聊天，得知玉珠峰就在附近。（说是附近，来回也一百多公里。）于是打算第2天骑车去看冰川。

玉珠峰又称可可赛极门峰，海拔6178米。站在昆仑山口看到的玉珠峰，感觉并不是很高。但走到冰川下，你不得不感慨冰川的壮观。一个人面对那奇伟的冰川，久久不愿离去。

下昆仑山的路很过瘾，一直是下坡，基本不用蹬。告别大山后，路平了，风也越来越大了。最后，明知道到格尔木还有十几公里路，但无论如何也骑不动了。有时就是这样，离成功只差一步，但这一步却是最艰辛的。

在格尔木休息、调整了3天，把自行车托运回家，坐上格尔木到连云港的火车，结束了我的西藏之旅。 

      采访张杰的时候,他正因打球时扭伤了脚在休息.采访结束后,我半开玩笑地问他,"这个暑假怕是不能出去走了吧?"

不料他一点没犹豫地说,"有可能出去."

"可是你的伤?"

"这点扭伤很快就会好了.骑车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他满有把握地说.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这是张杰给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

     其实那些感动我的事情或人，在别人看来也许都很普通，很平常，但那每一次小小的感动，都会冲击我灵魂中某个不起眼的缺陷。每一次深深的感动，都有可能填补我性情中某个缺失的陆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感动于我，始终是一种养分，一个永不下课的课堂。正是在那些悄然发生的感动中，我享有着源源不断的智慧和激情。有时我想，一个人只要还能从平凡的、普通的生活中获得感动，他就能看到生活的美好，即使将他放在生活的最边缘，他也绝不会放弃生活的信心。

    前些天的一个周末，中学时的几个女同学来我家包了一顿饺子。今天中午，冰箱里最后一袋让我感动的饺子做了午饭，而感动，会永远留在我心中。

     来我家的同学，都是高中时的同学，她们中有三个已经因各种原因不再工作了。她们都知道，我这个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去年春天几个人专门去田里采了荠菜，叫我去她们家一起包饺子。我那天因为正好要工作，就没去。前些天萍打电话给我，说唐已经把山马菜采来了，问我哪天有时间，这次她们根据我的作息时间，来决定一起包饺子的日子。我被老同学们的这番情谊深深地感动了，郑重地约好了时间。

    说真的，不知同学们什么时候知道我喜欢吃饺子的事，这些年经常有同学叫我去吃饺子，凤兰每每包了荠菜饺子，都会想到我，或叫我去吃，或冰冻好了给我送来，那些饺子吃下肚，仿佛一股股暖流涌进了我心里。但这次自己上山去采山马菜的唐，让我惭愧地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缺陷。

    我和唐在中学时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间。那时的我，自恃学习好、又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有时可能真的有那么一点清高，记不清是为了什么，就和唐以及班里另几个女同学产生了矛盾。到毕业时，双方除非必不得已，几乎到了不说话的地步。

    毕业后，我和唐她们有好几年没见面，有时想起上学时的事，还是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大约五、六年后，有一天我去一个过去的邻居家玩，坐在她家门口聊天时，突然看到唐穿着家常便服，从邻居家隔壁的一个门里出来，手里端着一个装着青菜的盆，看样子是去公用水龙头那边洗菜。在我看见她的同时，她也看见了我。按说，学校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可我的小心眼作怪，竟然还象在学校时一样，装作没看见人家。她也一样目不斜视地从我面前走过。洗好了菜又从我面前目不斜视地走回家。

    虽然嘴里还在和别人聊着天，可我心里并不象我表面上那样平静，毕竟是五六年没见的同学。但又想，既然她不理我，我也不能掉面子。正当我在心里为保面子鼓气时，唐又从她家门里出来了。这次她手里什么也没拿，而且是直直地对着我走来。我想，我当时愣愣的表情一定很可笑，而唐却面带笑容地开口说，“不好意思，刚才看见你也没和你打招呼，回家被我老公说了一顿。”原来唐回家后心里也有点过不去，就对她老公说刚才看见一个同学，因为上学时有点小矛盾，就没理她，云云。唐的老公当时就责备她，你也不是小孩子了，好几年前的事怎么现在还记仇？又硬是催着她出来和我打招呼。听唐说完，我为自己的小心眼感到很羞愧。但仍然拒绝了去唐家里坐坐的邀请。

    这些年来，每次和唐等同学聚会时，那件往事常常会不期然地从心底冒出头来，提醒我不要钻进那个小心眼儿里。这次，又是唐，还是春天时就早早上山采来山马菜，把它们搓去了苦水、洗干净了，又放在冰箱里冰冻起来，就等着我有时间了，带到我家来给我包饺子。她们来的那天，她还专门买了我们上学时都爱吃的当地的凉粉，而且竟然买了三斤。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嘛，还让不让我留着肚子吃饺子了。她哈哈笑着说，饺子要吃，凉粉也要吃。你在这市区里买不到俺这好吃的凉粉。

    吃完饭以后，还剩了不少没煮的饺子。唐又说，把这些没煮的给你放冰箱里冻起来，留着你慢慢吃。下次再想吃饺子，只要打个电话，我就来给你包。

    这份宽爽的心怀、这份深深的情谊，让我如何不感动！

     昨天,是女儿的生日，我又替这个不爱吃面条的家伙吃了一天面条。前一天夜里睡觉前看看表，正好半夜12点过两分，已经进入7月3日了，便拿起手机给女儿发了一条信息：乖宝贝女儿，祝你生日快乐。我知道那时候女儿一定已经睡了，希望她早上醒来打看手机就看到这个生日祝贺。

     昨天上午仍然是在派出所采访，中午下班前突然下起了大雨。半个小时以后雨就停了，又是睛空大太阳。真是有意思，记得当年女儿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先是大雨然后大太阳的天。这样的雨后晴天感觉特别清爽、干净，所以就算下大雨也让我喜欢。女儿果然早早看到了我发的信息，专门打电话来。娘俩第一句话都是“生日快乐”，说完都笑了起来。我说，妈妈今天没法去为你过生日，等你放假来家，一定给你补上。她说，会请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吃饭。我对她说，要把上次夜里陪你去看病的同学也请上。她说，上次病好了就请过了，而且请了两次了。我说，这次还要请，这次是替你妈我请的。半夜陪你去看病应该是我这个当妈的事，人家同学替我受累，我很感谢啊。别人对你的好，一定要知道感谢。女儿听话地答应了。

     事情真有凑巧的，最近的一天晚上，一个好朋友华妹来到我家，我感觉有点奇怪。因为如果不是公事，她一惯很少晚上出门的。我是个直性子，就直言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也不拿我当外人，把原因直言相告。原来，当天是她儿子的生日，孩子的外婆和奶奶各给了一些“生日红包”。中午，华妹请儿子吃了饭，出差在外的孩子爸爸专门打电话回来，说晚上赶回来陪儿子过生日。晚饭前，孩子最好的朋友小明也带着礼物来祝贺。华妹半真半假地对儿子说，今天中午是妈妈请你，晚上是不是该你请我们了？刚上初中的儿子只好说，好吧。我想吃拉面，就请你们吃拉面吧。做教师的华妹感觉到儿子是想省点自己红包钱，觉得一个男孩子如果形成“少出多占”的待人行事心理，以后可能会变的自私而小气，就表示不同意儿子请吃拉面的决定。娘儿俩为此事互不让步，本已不愉快。孩子的爸爸赶回来后，也支持孩子的想法，更让华妹不爽。于是，走到半路的她认真地对儿子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吃拉面，我也拦不住，但我还是认为这件事做的不对，不能参加你们的错误行动。你们去吃吧，我不去。说完便掉头往家走去。在回家的路上，她看到一辆往我家这边来的公交车，头脑一热，就跳上车到我家来了。

     说完了事情经过，华妹犹自气呼呼的样子。我笑她说，孩子的事这么当真干嘛，再说过生日吃面条也没错嘛。华妹说，不只是吃面条这么简单，我知道他想把红包钱省下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省钱是好的，但他只是想省属于自己的那份钱，如果是我们花钱，他可不想省。"你把你的意见说清楚了吗?""说的明明白白.我想他心里已经明白一些了,只是不愿意当场承认.""那你就不要再和孩子生气了.不和他一起吃饭已经是不言而喻的批评了,再不理他就惩罚得太重了.还是早点回家去吧."果然是当妈的,华妹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我送她上了回家的车.

     华妹所说的这样的事我听到不止一两次了。对属于自己的钱格外小心地节省着，而对父母的钱则不花白不花，很多当父母的对此可能都有同感。出于深切的爱心，父母们对此也都一笑而过。华妹认为，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从出生的那一刻起，父母和祖父母及所有的长辈们，给了他们太多的爱，以至于使他们把接受别人的爱和付出当做理所当然，却很少甚至不愿对别人，哪怕是对自己的亲友、长辈付出一点爱。很多孩子正是这样一点点地在父母长辈过浓的呵护中变的自私自我、冷漠亲情。长大后就成了不懂得付出、没有爱心，不近人情的人。她不能让儿子变成那样的人，从现在起就要纠正他、教育他，在小事上也不能迁就他的错。

    我同意华妹的想法，因为我也有同感。培养孩子不能光培养他们学知识，更要培养孩子对他人的亲情和爱心。这比学知识更重要，更有益他们的一生。记得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每当我带她去外地，回家前总要给家里的亲戚朋友们买些当地有意思的纪念品。可有时想买到称心的东西也不容易，要走不少地方，转不少的店，还要花不少钱。有时走得累了，看到花钱多了，女儿会不高兴，我能从她脸色上看出来。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问我，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买礼物啊？这么累，还要花这么多钱。看着女儿累的红红的小脸，我很心疼。我耐心地对她说，乖女儿，他们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我们出来玩的高兴，给他们的小礼物是也让他们分享我们的高兴，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走的再远也想着他们。这样的人才是亲人和朋友啊。虽然亲情不是能用钱买的，但有的时候，亲情可以用钱来表达。女儿似懂非懂的听着。

    以后我们出去时，女儿再也不反对买礼物的事，不仅不再说了，还和我一起仔细地挑选、建议适合各人的礼物。后来女儿一个人去外地上大学，第一次放假回家时，给家里的每个亲戚，她的每个小堂、表弟妹们、还有她要好的同学们，每人都带了恰当的小礼物，装了满满的一书包。有一次回家时竟带了四个包,其中一个包全是给她同学买的东西,有好几本外文精装书,很沉重的,价钱也不会少.我知道那是她从生活费里省下来的钱.以后每年都是这样.每当我看着那沉甸甸的包、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礼物，看着女儿兴奋地讲述她为了买那些礼物所遇到的一些趣事,我心里是那样的甜、眼睛却是酸酸的......

      我可爱的好女儿真的长大了，懂事了。

    如果我说，做中学老师的也可以做到拥有自己的“粉丝”，一定会有人笑我胡说八道。如果我再说，那些自称的“粉丝”们，都是那位老师的学生，而且那位老师还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说不定有人听到这里掉头就跑了。跑走的人不是以为我在说梦话，就会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了。反正只要不去打110就好。

     但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而是有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位老师是一位我非常熟悉的人，也是我所见过的、为数不多的、对教书有着痴迷的喜爱，也可以说是“教书上瘾”的人。她教的数学，她讲的课，在她所走过的学校甚至在她生活的那个城市都是很有名的。但是，这并不是证明她拥有粉丝的原因

    1965年从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就一直做中学数学教师，到现在已经有四十三年多的教龄，晋升为高级教师也近二十年了。我国恢复高考以后，她几乎年年都带高考班的数学课，年纪不太大时还做班主任。她的“桃李”早就是真正的满天下了，有的已经是美国华尔街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金融专家了，那位专家回到国内就算不回家，也会给当年的老师打个问候电话。这些，也不是为了证明她拥有“粉丝”的原因。

      是的，四、五年前，她就到了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了。当她以为自己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天天仍忙碌着讲课、带学生的时候，家里的电话突然多了起来，接着，找上门的客人也多了起来。来电话的、上门的，都是在当地教育界有一定名望的老教师或老校长、退休后创办了民办学校的校长，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们都是知根知底的老同行。他们来找她都是一个目的：请她去民办学校继续讲课做教师。这时她才吃惊的发现，她的年龄、她的生日早已成了市内多所民办中学或高考落榜补习学校记录在档的重要资料，人家记她的生日日期比她的家人记得还清楚准确。

      于是，六十岁生日过后，她不仅没有退成休，反而比在原来岗位时更忙，带的课也更多。那是因为情面难却，她同时接下了三所民办学校的聘书。最多时每周要上二十多节课，而且是在三所学校之间来回跑。要知道，她带的是高考班，而且是落榜再读的高考班，能不能让她的那些学生在来年的高考中有效地提高分数，是她最明确的教学目标，容不得半点轻松和大意的。那样大的工作量，对一位六十岁的妇人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重。可是她说，即使身上有个头疼脑热的，只要往讲台上一站，看着面前那几十双眼睛，什么病啊疼啊都扔到脑后去了，讲起课来全身都是精神，大冬天都能讲出一身汗来。下了课，学生们都喜欢围在讲台旁和她聊天，不论她在哪所学校上课，学生们都特别喜欢听她讲课。聊着聊着，那些大男孩子大女孩们就会对她说，老师，我们都是你的“粉丝”。初听这个词她还不太明白，等孩子们给她解释了“粉丝”的时尚含义后，她开心地笑了。别的老师曾告诉她，一次，校长去听了她的课后，回到校长室里眉飞色舞地对办公室的老师们说，“周老师讲那课，那才真是叫好，有水平！……”

    等到高考后，学生们争着告诉她，自己的数学考分比前一年提高了多少分，校长也高兴地告诉她，她带的那个班高考的数学平均分比学生进校时提高了多少时，那更是比什么都让她开心和高兴。

     一年前，在我们大家的一再劝说下，她和一个离得比较远的学校一再请辞，好不容易才辞去了那个学校的课。剩下的两所学校的校长则主动做出用专车接送她上下班的决定，就是怕她再提出请辞。

     今年高考前的那段时间，我听说她身体不太好，血中尿酸高出正常值不少，非常担心，再一次在电话中劝她明年不要再带课了，彻底安心地休养一下。她也说要考虑真的不再干了。前两天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从电话中就听出她高兴的心情，她说，今年高考中，她带的两个落榜补习班的学生，数学成绩都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其中一个文科班，数学单科成绩达到127分的学生竟占了三分之一还多。而那些孩子去年高考时，数学没有一个人达到100分的（满分150分）。有一个去年高考数学才37分的学生，今年高考数学达到113分。那个学生听到成绩时自己都惊喜不已。她在电话中说，高考前她给学生们上的最后一堂课，是两个班合在一起在大课，在学校的会堂里讲的，主要是讲很多高考中的重点，讲过、演算过，对规律性的知识点她还特别要求学生们记在笔记里，中间她会专门停一会儿等学生记笔记。怕有的学生自恃脑子好偷懒，她会再追问“记下来没有？”“记下来了，老师你看，都写在本子上了。”就连那些平时并不是多么乖的男生，也高举起笔记本给她看。

     那天，学校没有特别的要求，课讲完，她说了下课，可学生们却都坐着没有动地方，一时间也没有人讲话。在她收拾好提包正想走下讲台时，突然一个男学生站起来喊道“老师，你等一下。”她有点惊讶地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看去，以为学生还有没听明白的问题要问她。只听那学生清楚地说，“老师，你真好看。”在她惊讶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时，全体学生也都笑着喊着“是啊，老师真好看。”然后，那个男生又喊着说“老师，我们都是你的粉丝。”

     泪水，不知不觉地在这位六十多岁的女老师笑开了花的脸上流淌着。后来，那些很多比她高出一头的男孩子、女孩子们簇拥着她，一直把她送到学校的大门口，高声对她保证说，一定会好好考，考出好成绩第一个告诉她。“他们真的考出了好成绩了。我太高兴了。比给我多少奖金都高兴啊。”虽然是在听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我似乎已经看到她的眼睛里又有泪水在闪烁。

     放下电话的我仍然沉浸在高兴和感佩中，我更有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因为这不是我采访来的故事，那位有那么多粉丝的老师，就是我的三婶。我相信她的那些“粉丝”们现在一定都和她一样，沉浸在高考成绩的兴奋中。有这么多可爱的“粉丝”，真是一种幸福，做教师的幸福。

     一直以来，我总能听到很多做教师的朋友、同学时常或多或少的抱怨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三婶抱怨过她的教师工作。相反，讲起她教过的那些学生，她却总是那么兴奋，讲到她教学上的事，更是滔滔不绝，有时，在吉林大学做博士生导师的三叔会笑着打她的趣“教书都教傻了”，她也从不在意。反倒是我从那话中听出了三叔的一点点不服气。呵呵。

      三婶是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和三叔是同系不同届的同学。她的父辈都是高级数理方面的专家。三婶的父亲生前曾是国际电工学会的理事，她的今年已经93岁的大伯，是浙江大学的元老级人物，也是目前健在的极少数几位在抗日战争期间，带着全家全程跟随浙大西迁及迁回的教授。

      正因为知道三婶的这些故事，了解和敬佩三婶，当我和女儿商量选报大学志愿时，第一个方向就是送她去长春。一个是看好了东北师大，更主要的，是想让她到三婶的身边去上学，能更多地接受三婶的教导和她家那种学术气氛的熏陶。